1950年10月,山東師范學院成立時，設立國文、史地、教育、數理化、博物、藝體6系。其中史地系即包括歷史、地理兩個專業（后分為歷史系、地理系）?，F在山師歷史文化學院即以歷史系為基礎發展而成?，F根據學校檔案館等處資料和院內退休老師回憶，大體勾勒出20世紀50年代山師歷史師資隊伍的基本情況，尤其是教師們的教育背景、教學和科學研究等內容。

高校教師是辦好高校的主體。他們接受過怎樣的教育,知識背景如何，是判斷一個學校、學科發展的重要視角。從1950年來校的廉立之、汪伯巖，1951年來校的韓亦琦、李天佑、安作璋等，到1959年在歷史系工作的教師接近30人。其中廉立之在50年代一直擔任系主任。因不同時代的教育狀況不同，故人們所受的教育是有區別的。在這十年中，山師歷史系師資大致可分為三代。第一代為民國時期受過完整大學教育的教師。例如韓亦琦（金陵大學）、廉立之（北平師范大學）、汪伯巖（北京大學）、莫東寅（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李念孔（中央大學）、李季平（北京大學）、魏欽吾（東北大學）、劉祚昌（四川大學）、李天佑（復旦大學）等。第二代為跨新舊時代接受大學教育的教師。例如胡濱，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政治系，1950年畢業后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1952年提前畢業后分配到東北師大歷史系，1956年調至山師歷史系工作。安作璋，1947年考入齊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1951年畢業后至山師歷史系工作。第三代為新中國成立后大學教育培養的教師。既包括外校畢業來山師工作的教師，例如海恩忠（1955年從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后來山師），許澤元（1955年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到山師）等；也包括本系畢業留校的教師，例如曹思白（1952年）、林敦明（1956年）、張培義、趙繼顏、孫祚成、周國平（1957年），遲東樞、冷家煴（1959年）等。還有從其他學校調過來的教師，例如荊三林（1954年從廈門大學調至山師），劉祚昌（1956年從東北師范大學調來山師）等。 

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知識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教學研究水準和學術視野。歷史系教師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這是開展教學和研究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十年，山師積極貫徹政務院發布的《關于改進和發展高等師范教育的指示》，抓好教學，深入開展教學改革。教師們在這樣一個新的學校、新的系科中，保持著較高的教學熱情。歷史系設有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世界近代史、現代史等教研組，并開設相關課程。至于當時老師們的上課情況，我們可以唐志勇回憶安作璋先生的文章中可見一斑。唐老師1956年考入山師歷史系，安作璋先生曾為這級學生講授《中國古代史》課程，他回憶道：“（安作璋先生）教學態度，嚴肅認真，一絲不茍，自己編寫講義，每堂課都有細心準備的教案。他的課堂講授，觀點明確，言之有據，很有說服力；材料豐富，表述生動，頗具感染力。同學們都喜歡聽他講課?！卑蚕壬€注重培養學生鉆研問題的興趣和能力，在講課中有選擇地介紹一些不同學術觀點，啟發學生去借閱有關書籍，進行比較研究；同時激勵同學們在青年時代要勤奮學習，掌握做學問的觀點和方法，爭取成為史學專門人才。

為了推動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歷史系教師積極參加教學工作座談會和觀摩教學活動。1954年11月，學校工會教學委員會舉行了教學經驗交流座談會。歷史系李念孔、汪伯巖等老師作了發言。1959年，歷史系組織全系教師開展了兩次觀摩教學，著重解決如何使史料和理論密切結合、怎樣才算既系統全面而又重點突出、如何處理講義和講稿的關系、如何處理學術思想與階級斗爭等。兩次觀摩教學后，歷史系提出主要解決辦法，是根據各教研組、各門課程和各人的具體情況，分別輕重緩急，先小后大，先易后難，然后在深入鉆研的基礎上，加強集體備課，有目的有重點地組織各教研組的觀摩教學活動等。

根據教學工作的經驗，部分教師發表了一些教學論文。例如，李季平的《陳涉起義的進軍路線》（《山東師院》1954年第42期），強調在教學中使用歷史地圖的重要性；李念孔的《怎樣組織和進行課堂討論》（《山東師院》1955年第45期）認為“課堂討論一方面直接關系著學生對課堂知識的鞏固、加深和他們的獨立工作能力，另方面可借以檢查教學效果和考查學生的學習成績，以作為改進教學的依據”，提出從選擇討論題目、對全體同學作必要的交待、主持人應發揮主導作用、總結等方面進行課堂教學；廉立之的《提高歷史教學的課堂講授質量》（《山東師范學院學報》1959年第5期）從本系實際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出發，分析講授時應該遵循的原則。

教學實習是教學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55年4月，荊三林帶領歷史本科學生對濟南玉函山進行考古實習，目的是“通過這次實習對封建時代的宗教史跡有一系統的認識”。實習結束后，由荊三林執筆寫成《玉函山之宗教史跡——山東師范學院史本三第二次田野考古實習報告》，總結了這次實習的三大收獲：一是具體認識到玉函山宗教史跡的完整性；二是具體了解了玉函山宗教發展的歷史；三是在教學上，一方面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認識了宗教遺跡，同時從這些有系統的宗教史跡上看到了一套活的中國宗教歷史。

科學研究工作是提高教師科學水平和教學質量的重要方法。《山東師范學院1954-1955學年第二學期工作計劃》中提出“加強對科學研究工作的領導，有計劃地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積極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1955年3月，學校成立了科學研究委員會，領導全院的科學研究工作，其中歷史系主任廉立之為委員之一。余修院長在系（科）主任、教研組主任工作會議上進一步強調“科學研究是提高教師思想、業務水平，推動和提高教學工作質量的重要關鍵，我們必須對其有足夠的重視?！睔v史系教師響應號召，積極開展科學研究，撰寫了一批高質量的論文和著作。

中國古代史方面的論著主要集中在秦漢史、考古、農民戰爭等方向。安作璋在山師學報先后發表了《論衡的作者王充》《公元二世紀七十年代羌族人民反抗東漢統治的斗爭》《西漢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光明日報》發表《西漢的西北屯墾》《西漢農官的建置及其作用》等文章，并出版《漢史初探》（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再版）、《兩漢與西域關系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著作。1955年，荊三林的《中國生產工具發達簡史》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次年，其《考古學通論》由山師教務處編印。研究農民戰爭是老師們的重要研究方向。李季平在《陳涉起義的進軍路線》文中說：“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歷史，無論在歷史科學的研究中或是在歷史教學的講授中，都應是重要的內容之一?！睂O祚民的《關于“農民政權”問題》（《新史學通訊》1955年第8期）文（后在1956年出版《中國農民戰爭問題探索》）；王守杰的《太平天國的經濟政策》（《山東師范學院學報》1957年第1期）；石芳苓的《明末徐鴻儒領導的山東農民起義》、李天佑的《中國農民戰爭的特點問題》（《山東師范學院學報》1959年第5期）等論著，即是這一方向的代表作。

中國近代史方面以汪伯巖、胡濱為代表。汪伯巖的《中國近代史講話》一書，分為六個分冊，從1954年7月起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印行。該書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較早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現實意義。另外他還寫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胡濱的《戊戌變法》在1956年10月由新知識出版社出版；次年10月三聯書店出版了其《十九世紀末葉帝國主義爭奪中國權益史》；1959年，他翻譯的《列強對華外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世界史方面主要以王春良為代表。1955年11月，蘇聯領袖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在訪問印度期間的講話中一再提到甘地的歷史作用問題，這引發海內外對甘地的評價。王春良發表了《關于甘地的經濟思想》（《史學月刊》1957年第6期）、《略論甘地倡導的“非暴力抵抗”》（《史學月刊》1958年第1期）、《略論甘地的歷史作用》（《文史哲》1958年第4期）等關于甘地的文章；還發表《略論馬來亞工人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偉大作用》（《山東師范學院學報（歷史版）》1959年第5期）。

歷史系教師根據教學和研究方向主持了一系列科研項目。根據1956年高等教育部編的《1956年全國高等學?？茖W研究題目匯編》，山師歷史系教師在1956年的科研題目，包括汪伯巖的《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和制度政策》、莫東寅的《八旗制度》、荊三林的《神通寺史跡考：濟南南山柳埠附近之佛教史跡》、安作璋的《兩漢交通西域史》、李天佑的《明清之際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第一、二部分）》等。

教師們不僅自己進行科學研究，而且指導學生參與科研活動。例如，教師曾指導三、四年級學生完成的《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的“流寇主義”問題》一文，發表在《山東師范學院學報》1959年第5期。同年完成的《近百年山東人民反帝斗爭史》，也為師生合作編寫。為了編寫該書，當時師生用20多天時間閱讀圖書雜志1000多冊，翻閱解放前后的報紙多種，并到各地調查訪問。

為了給教師的科研成果提供平臺，山師學報編輯部專門在1959年第5期出版“歷史版”，刊發了歷史系教師的《中國古代史籍在古史研究工作中地位的初步商榷》（汪伯巖）、《元代的寺院經濟》（趙繼顏）等6篇文章。同年，歷史系教師完成《近百年山東人民反帝斗爭史》《濟南機車工廠史》《山東近代人民革命史》以及《拉丁美洲近代史》等著作。

歷史系教師不僅重視自身的教學和研究，還注重加強學術交流，服務社會。1954年，受山東科普協會邀請，歷史系廉立之、汪伯巖、李天佑等教師參加關于“臺灣”的講座，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為了援建其他高校師資，1958年山師從各系抽調教師，其中包括3名歷史系教師。

20世紀50年代的山師歷史學人，其工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們的教學和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國高等師范教育變革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當然，這些論述，不僅能夠使我們了解前輩學者的努力和貢獻，同時也能激勵現在山師歷史學人的創造激情，從而推動歷史文化學院乃至山東師大更好的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