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良（1928-2009），江蘇無錫人，中共黨員，教授。著名歷史學家，長期從事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史與世界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曾兼任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中國世界近代現代史研究會理事，山東省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等職。撰有《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運動史論》《世界現代史》等著作20余部，獲山東省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國家教委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二等獎、曾憲梓教育基金會高師教師獎三等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半農半讀的少年時代

1928年7月21日，王春良出生于“錦繡江南魚米鄉”的江蘇省無錫縣陸區鎮。父親是自耕農，母親操持家務與農活。王春良為家中第3個孩子，也是長子。因其父母均為文盲，在生活中吃盡不識字之苦，故而其父決心送他上學。

王春良原名王秋良，上初一時，國文教師囑其把“秋”改為 “春”，理由是“秋審”一詞不吉，而“春”則象征春風化雨，有欣欣向榮、朝氣蓬勃之意。自此，他更名為王春良。他6歲時入陸區鎮小學就讀。1936年10月，父親患肺結核去世，家庭頓陷貧困，負債累累，所以剛升入小學二年級的他，被迫輟學，在家務農。1937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江蘇，同年11月，無錫淪陷，年僅9歲的他開始飽嘗戰亂之苦。

1938年初，在小學校長許秉鈞的關心與幫助下，王春良得以半費復學。后來，他常對人說：“許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師，沒有他的關心與幫助，我今生多半會是個文盲?！庇捎谧鎳c家庭均處于極度危困之中，條件萬分艱難，機會來之不易，盡管是半農半讀，但他學習頗知用功。當時，敵后抗日人員常到學校向師生進行抗日救亡宣傳，老師和學生的愛國主義熱情高漲，如在講讀都德的《最后一課》時，老師聲淚俱下，學生淚珠盈睫——他們都親受日寇燒殺搶掠、殖民統治之苦。那是1942年春天，他第一次由鄉下到無錫城里的醫院去看病，在進城門時因沒有向城門口站崗的日軍士兵行禮而挨了打，在忍辱向日本士兵行禮之后，才進得城去。他自幼耳聞目睹日軍侵害祖國、殘殺同胞的暴行，因此產生了強烈的抗日救國思想。

1941年7月，王春良小學畢業。雖然他學習成績優異并考取了私立匡村中學，但由于家境貧寒，家庭需要勞力種田，所以他不得不再次輟學。1942年7月，許秉鈞在陸區鎮創辦初級中學，又是在他的關心與幫助下，王春良進入該校半農半讀。初中3年共6個學期，有4個學期他的成績名列年級第一，兩個學期名列第二。后來，他對友人說：“在我小學和初中時期，有三點對我至關重要：第一，我遇到恩師許先生，他是一位教育家，關心和幫助學區內失學的兒童和少年；第二，在日寇統治下生活了8年，我深深懂得什么叫帝國主義侵略與殖民統治，這對于我后來所從事的研究課題——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史中所涉及的殖民地社會與民族運動的認識與理解，具有感性而具體的特殊意義；第三，磨煉使我懂得，一個人要具有艱苦樸實、勤學奮進的品格?！?/p>

1945年7月，王春良初中畢業，出于上進心，他跳級考入私立匡村中學高中二年級就讀。是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接著，國民黨政府由重慶遷返南京，很多公立學校也紛紛由后方遷回或原地復校。為了減輕學費負擔，同時也出于省立學校教學質量較好與水平較高的考慮，1946年1月，他考入江蘇省立無錫師范學校二年級就讀。當時，該校被公認為師范類學校中的“名?！?，有很多名師。1年半的苦讀，讓王春良受益匪淺。同時，他仍然堅持在寒暑假與農忙期回鄉勞動，以濟膳費之困。1947年7月，王春良以優異成績畢業。當時，學校規定，師范生畢業后必須“服務”（從教）3年才能報考大學。這樣，從1947年8月起，他便開始執教。

執教與學習：走進“歷史學”

1947年8月，王春良被分配到無錫縣陸區鎮中心小學，該校有附設的初中班。他第一學期教授高小數學課、語文課，后又教授初中數學課和英語課。對他來說，邊學邊教，不僅使其治學之路得以延伸、拓展，也使其英語基礎得以夯實。

這時期正是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解放戰爭時期，他閱讀了許多論析時政的書刊，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稍有認識。

1949年4月，無錫、南京解放，他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投身于革命工作。1950年3月至9月，他先后參加無錫市教育研究班、蘇南行政區教育研究班學習，系統地學習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毛澤東著作，以及《社會發展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土地改革法》等課程。

1950年10月，王春良考入山東師范學院中教部史地組，繼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和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基礎知識，初步形成了唯物主義歷史觀。

1951年3月，他被分配到山東省曲阜師范學校任歷史教師，并任史地教研組組長，主要講授世界近代現代史。結合教學，他系統研讀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世界通史》（周谷城著）《世界近代史》（王易今譯）《殖民地保護國新歷史》（古柏爾著）等著作，并開始自學俄語。1954年7月，他被調到山東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世界中世紀史。1955年10月，他考入東北師范大學遠東及東南亞史研究生班，開始專攻被壓迫民族國家近代現代史。

跨進“亞非拉被壓迫民族史”領域

1955年10月至1957年6月，他在東北師范大學遠東及東南亞史研究生班學習，學制兩年。東北師范大學校長、著名教育家成仿吾，根據教育部要求，為培養高等學校師資，舉辦了各學科的研究生班，遠東及東南亞史研究生班是其中之一。該研究生班的導師是蘇聯專家科切托夫副博士，成仿吾親自翻譯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并為學生們作學術講座。全部課程除遠東及東南亞史這一專業課外，還有俄語課、政治理論課(哲學與政治經濟學)。1957年6月，他以優等成績完成學業。

1956年，王春良先生在東北師范大學遠東及東南亞研究生班學習時留影

當時，他的畢業論文選題為《論甘地》。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蘇聯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界正在爭論甘地的歷史作用。在斯大林時代，由于斯大林對甘地持完全否定的評價，因而蘇聯史學界的很多代表性論著都采用此觀點。1949年后，我國學術界在“學習蘇聯”“一邊倒”的大環境下，世界史領域中的史學觀點受蘇聯史學觀點影響極深，鮮有學者撰寫有關甘地的論著，而那些為數不多的論著，對甘地的歷史作用，特別是他的“非暴力主義”也持否定評價。正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他以《論甘地》為題撰寫畢業論文。

1957年至1959年，他的《略論甘地所倡導的“非暴力抵抗”》《略論甘地的歷史作用》《關于甘地的經濟思想》等論文，在《文史哲》《史學月刊》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引述列寧主義原理：“在估計被壓迫國家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民主為標準，而要以反帝國主義斗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為標準，就是說，‘不要單獨看待，而要以世界范圍為標準’。”因此，論文認為，甘地的歷史作用，不僅表現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民主運動上，而且突出地表現在推動印度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族運動具有的群眾性，包含印度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之團結反帝。甘地和許多國大黨的“老領袖”不同，在他看來，印度的民族解放斗爭如果沒有廣大的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參加與支持，將不可能獲得勝利。為此，甘地一再建議和推動當時印度許多民族運動的領袖到群眾中去，建議國大黨采用他在南非進行反種族歧視時所用過的群眾性非暴力抵抗方式，作為印度爭取自由、獨立的手段。正是在甘地的影響下，在1919年國大黨第三十四次年會上，當時國大黨主席莫蒂拉爾·尼赫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之父）首次提出了改善工農生活條件的決議，并宣布愿意給工農投票權。論文認為，甘地所倡議的新綱領和新政策，標志了國大黨的一個巨大進步。國大黨已突出地成為一個領導群眾從事反對英國殖民政府、爭取印度民族自由斗爭的政黨。

1957年7月，王春良回到山東師范學院歷史系，講授亞洲各國近代現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等課程，后任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室主任，并兼任山東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等職。1958年至1959年，他主持編寫的《亞洲各國近代史講義》《亞洲各國近代史參考地圖》，均作為高等學校教材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公開出版的最早的亞洲各國近代史教材，對該學科建設具有開創性與奠基性意義。20世紀60年代初，應形勢發展需要，他把亞洲各國近代現代史擴展充實為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史，形成較完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歷史的學科體系。他先后發表、出版了《試論世界史應以什么為中心》《扎伊爾獨立前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運動史論》等論文與著作。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展開“批判歐洲中心論”的討論。王春良在《試論世界史應以什么為中心》一文中提出，世界史的中心與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緊密相連，與時代特點密切相關。所謂“時代特點”，就是指“那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由此可見，世界史的中心，在不同時代是不相同的。在古代和中世紀，由于自然經濟影響，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在埃及的尼羅河流域、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兩河流域，以及希臘、羅馬等地區與國家。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在西歐、中歐逐漸形成并繁榮起來。20世紀以來，世界革命中心轉移到俄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非拉地區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成為世界政治焦點之一。亞非拉地區，特別是亞洲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之復興，在世界上的影響日趨顯著，并逐漸改寫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中心曾在西歐、北美的歷史。

有關亞非拉各國歷史的論文與著作，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我國學術界公開發表與出版的較少。二戰后，亞非拉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空前高漲，我國學術界開始慢慢關注世界被壓迫民族國家歷史的研究。但是，研究所需的資料少，國際學術研究信息與成果相對匱乏，故而研究中困難較多。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上述情況才逐步得以改善，王春良一些有關亞非拉史的論著，便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

對于西蒙·玻利瓦爾的歷史評價，馬克思在《玻利瓦爾—伊—龐特》一文中對其肯定少而批判多。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版在該文注釋中說：“這個條目是馬克思在拉丁美洲各國爭取獨立的戰爭（1810-1826年）還沒有被人深入研究的時候寫的。當時相當流傳的是一些出于自私動機而參加這一戰爭的歐洲冒險家所出版的書籍和回憶錄。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在拉丁美洲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后來就對獨立斗爭進行歪曲。”但馬克思還是大量引用了這些資料。由此可見，馬克思對玻利瓦爾個人不免存在片面的看法。因此，我國學術界將玻利瓦爾的歷史評價視為“禁區”，不敢越雷池半步——1977年，王春良參與撰寫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中的幾個英雄人物》出版時，責編不得不把“玻利瓦爾”這一章刪掉。1978年以后，學術界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開始解放思想，沖破“禁區”。1981年，《拉丁美洲叢刊》上先后發表了王春良論西蒙·玻利瓦爾的數篇文章。198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在我國學術界首開對玻利瓦爾作出較為全面、深入評述的先河。該論著認為，玻利瓦爾在爭取拉丁美洲獨立斗爭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在反西班牙殖民統治斗爭中團結了土生白人地主中的愛國者、工商資產者和包括印第安人、黑人在內的人民群眾，所以盡管玻利瓦爾的思想與行動之間存在很大的矛盾，但他畢竟領導南美洲許多國家擺脫了西班牙的殖民壓迫，建立共和制政體，并進行進步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1987年6月，王春良先生（中）與即將畢業的研究生們合影留念

王春良在《“發現美洲”者之比較研究——兼論哥倫布在兩個文明匯合中的地位和作用》《簡論美國與拉美的初期關系》《海地革命領袖杜?！けR維都爾》《莫雷諾與阿根廷獨立運動》等論文中，均提出過較為精辟且獨到的見解，有些資料在我國學術界是第一次被公開引用，對亞非拉近代現代史的學科建設，起到了有益的拓展作用。

探索并提高世界現代史學科的科學性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王春良教學與研究的重心就轉到了世界現代史上。但是，十年“文革”，基本上使其教學與研究工作中止。1973年以后，他逐漸恢復教學與研究工作，并先后擔任山師歷史系教授、世界現代史教研室主任，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中國世界近代現代史研究會理事，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國地圖出版社顧問等職。

由于受時代所限，1978年以前，世界現代史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公開發表或出版的很少。當時，高等學校所用《世界現代史》教材多為內部油印，其體系與觀點基本上照搬蘇聯的相關著作，在科學性上存在較嚴重的缺陷。自1976年起，王春良開始探索改革世界現代史教材體系以期提高其科學性。他主編的《世界現代史》（上、下冊）1981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被教育部選列為高等學校通用教材?！妒澜鐨v史》雜志先后數次發表對該書的評介文章，其中，著名蘇聯史學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葉書宗在《可喜的一步》一文中，稱該書“是獻給國內世界現代史教學和研究者的一份可喜的禮物”。他還指出，該書撰成是要有相當準備、相當功底的，這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第一，初步形成了一個較完整的世界現代史學科體系；第二，重視經濟史，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都作了橫向比較；第三，尊重歷史事實，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重要歷史現象進行具體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敢于觸及社會主義建設基本經驗總結，勇于探索東歐各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不同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欠缺。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公開出版的《世界現代史》，該書為我國世界現代史學科建設作出了開創性和奠基性貢獻。

為了完善世界現代史學科體系，并進一步提升該學科的科學性，王春良主編了一套世界現代史配套教材：《世界現代史文獻與要論選編（1900-1988）》《世界現代史地圖集》《現代世界風云紀實》《當代世界風云紀實》，為歷史系本科生與研究生以及中學歷史教師研究世界現代史提供參考，使世界現代史學科建設日臻完善。

與此同時，數10年來，他對世界現代史學科中的一系列重要疑難問題，作了認真而深入的探索。在《正確理解“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一文中，他科學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現代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一部分”的根本原理。文章指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運動，包括民族自決在內，并不是什么絕對的東西，而是世界整個民主主義（現在是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被壓迫民族國家的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務必要爭取實現對民族民主運動的領導權——這就是世界歷史發展到現代時期賦予被壓迫民族國家無產階級的時代使命，亦即“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之真諦所在。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認識上的某種局限性，中蘇關系史的研究幾乎成為“禁區”，研究者往往對蘇聯史學中的“大國主義”諱莫如深。20世紀70年代末，“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在學術界逐漸被重視。20世紀80年代初，王春良開始關注蘇聯“大國主義”與“民族利已主義”對我國世界現代史學科內容的消極影響，率先在學術界發表《評日蘇中立條約和雅爾塔秘密協定》等論文。他論證了1941年4月13日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有關“滿洲國”的聲明，認為蘇聯承認“滿洲國獨立”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與嚴重損害?！堆艩査孛軈f定》中，中國則因美蘇劃分勢力范圍而在國家領土與主權上遭受極大損害——大國的強權政治與秘密外交，繼續欺凌著被壓迫的民族國家。

1995年8月15日，王春良先生在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言

1993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鄧小平在《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講話中指出：“從中國得利最大的，則是兩個國家，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沙俄，在一定時期一定問題上也包括蘇聯。……十月革命后也還有侵害中國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島就是1929年蘇聯從中國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勝利時，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簽訂秘密協定，劃分勢力范圍，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王春良據此又進一步系統地研究中蘇關系史，并寫了《雅爾塔秘密協定與中國領土主權之受損害》《論中東路事件與黑瞎子島問題》等論文。

《論中東路事件與黑瞎子島問題》指出，1929年8月，蘇軍從3個方向侵犯我邊境：一支攻擊綏東、兆興鎮；一支攻擊綏芬河；一支攻占滿洲里、扎蘭諾爾等幾個城鎮。后來，蘇軍雖在大部分地區撤走了，但黑瞎子島地區尚有蘇軍駐扎。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蘇聯于1932年3月11日竟同意中東鐵路掛偽滿洲國“國旗”。1934年9月23日，蘇聯與日本偽滿洲國的代表商定中東鐵路的“售價”為1.4億日元，另加日本負擔（支付）3000萬日元之蘇籍中東路職員遣散費。1935年3月23日，蘇聯和日本偽滿洲國之中東鐵路非法買賣《蘇“滿”關于中東鐵路轉讓基本協定》在東京簽字。蘇聯政府竟把沙俄掠自我國的中東鐵路“賣給”日本偽滿洲國。這些史實，1949年以來，一度被學界諱而不談。

在《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與世界現代史研究——關于原子彈歷史作用與“紙老虎”問題的思考》一文中，王春良提出，人們對毛澤東有關原子彈歷史作用的闡述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擲實戰用第一顆原子彈，促使蘇聯提前參加對日作戰。蘇聯決定于8月9日零時這一時刻對日作戰的真實動機，不是為了“恪守歐戰結束后3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的諾言”，而是為了在原子彈轟炸廣島后分享（《雅爾塔秘密協定》規定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果實。沒有廣島原子彈轟炸，蘇聯雖遲早會參加對日作戰，但不會是在1945年8月9日零時。就日本而言，原子彈轟炸促使其提前投降，故若沒有廣島原子彈轟炸，日本雖終將戰敗、投降，但其時間不會是1945年8月15日。這便是原子彈轟炸廣島一事在軍事上、政治上的主要歷史作用。

在《論印度獨立后土地制度與農業的演變》中，他科學地闡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歷史地位與作用的不同。他認為，1947年印度獨立后，國大黨政府領導的土地改革，從廢除柴明達爾等包稅剝削制度、改革租佃制度到規定“土地持有最高限額”，雖然前后進行了30多年，但最終改變了印度傳統的封建性的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土地集中的程度得到限制和改變，大地主的封建特權和勢力受到較大沖擊而瀕于消解，國家財政收支得到改善，農村階級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封建地主階級被消滅，農村政權轉入資本主義經營的地主與富農之手，農業生產力得到較快發展，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綠色革命”，糧食自給有余。總之，印度的土地制度和農業實現了資本主義化。

在《簡論努喬馬與納米比亞獨立——從<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增補的一條新注釋談起》一文中，他闡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獨立的國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民族主義旗幟下“站在中立的立場”——這是二戰后作為無產階級反帝同盟軍的民族民主運動的一種主要形式。而且，新的民族獨立國家在聯合國里不斷增加，促使聯合國不斷向支持非殖民化、民族獨立、世界和平、社會進步和改變舊的世界經濟秩序方向積極發展，從而使這個國際機構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根本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聯盟。這也是時代的一大進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可阻擋的進步潮流。

1990年以后，王春良繼續致力于中蘇關系史的研究，特別是“十月革命后（蘇聯）也還有侵害中國的事情”的歷史研究。1997年，他已完成3萬余字的論文《簡論1918-1945年蘇俄(蘇聯)對中國外蒙古的言行》，同時還研究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新疆的性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