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光明日報》刊發我校歷史文化學院劉志鵬副教授理論文章。原文如下：

中共山東黨組織是我們黨最早建立的地方組織之一，從1921年初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開始，山東黨組織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參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1928年5月3日，日本為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此時，中國共產黨剛剛經歷大革命失敗和“左”傾挫折，在山東的地方黨組織力量比較薄弱，且不能公開活動。盡管如此，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山東黨組織及時發布反日通告，抵制國民黨的對日妥協，壯大地方組織，積極領導反日斗爭，樹立了中國共產黨反日愛國的光輝形象。

徹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行徑

濟南慘案發生后，中共山東黨組織很快作出了反應。1928年5月6日，中共山東省委和共青團山東省委聯合發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告山東民眾書》，指出“這次事變之主動，當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它的用意無非是一面借此種非常事件來緩和其國內倒閣的政潮，一面據為口實，更進一步地侵略山東”。同時，號召山東民眾“誓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非達到日兵全部退出山東，侵占的主權完全交回不止”，并提出“限日兵停止槍炮射擊，恢復商埠秩序”“限日兵軍隊即行退出山東”“工農兵自動聯合起來誓死驅逐日本軍隊”等一系列主張。據1928年6月的《中共山東省委關于目前山東政局和黨的策略與工作的報告》指出，“日兵在濟南開始橫行后，省委即提出討論反帝國主義的工作”。

面對濟南慘案后的民族危局，山東黨組織采取靈活策略，把動員民眾反日與爭取民眾權益相結合進行宣傳。1928年5月10日，中共山東省委和共青團山東省委再次發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再告山東民眾》，除要求“日本帝國主義立即停止槍炮射擊”“限于一星期內日兵全體撤出山東”“日政府賠償濟南一切損失”外，還提出“膠濟路、淄川炭礦、津浦大廠、兵工廠歸工會管理”“濟南政權歸市民政府管理”“工人八小時工作，押支發清，增加工資”“免征農民一切糧捐，沒收地主豪紳土地，歸貧農兵士耕種”等一系列保障民眾權益的主張。

需要指出的是，濟南慘案發生時，正值國共分裂之后，中國共產黨在城市斗爭中處于低潮時期。1928年6月的《中共山東省委關于反日工作的報告》中提到，“濟南因黨的力量之薄弱，組織三個人的一個反日委員會，七拉八湊，還是拉不成功”。盡管因為日軍的占據和國民黨的限制，難以公開有所作為，但山東黨組織的活動充分表明了我們黨的反日態度，因此警察、商人和一般民眾都“同情我們的行動”。

抵制國民黨的對日外交妥協

濟南慘案發生后，山東黨組織積極揭露國民黨采取的對日妥協政策，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告山東民眾書》中，強調“蔣介石決不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口口聲聲說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實在侍奉帝國主義惟恐不謹”。1928年6月28日，在《中共山東省委關于目前山東政治局勢的通告》中認為，國民黨政府“是不會辦什么革命的外交的，只會取締民眾運動，以博帝國主義者之歡心”。為了使廣大民眾更好地了解國民黨的本質，1928年8月，中共山東省委編輯了一本《入校須知》的小冊子，指出“國民黨是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是軍閥御用的走狗，是帝國主義的新式工具”，“我們要打倒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及帝國主義完成工農革命，即應先打倒國民黨”。

濟南慘案后，日本人扶持的傀儡組織濟南治安維持會建立，國民黨中央卻號召民眾停止反日運動。于是，1928年9月21日，中共濟南市委和共青團濟南市委在《為反對濟南臨時治安維持會告全市各界民眾書》中，指出“五三慘案”的發生，“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惡野蠻，大炮轟城，使我們千萬同胞浸臥于血泊之中”，另一方面是“國民黨賣國媚外的結果”，指望國民黨救民眾于水火，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并向工農進一步宣傳：“只有團聚在共產黨的周圍，工農兵聯合武裝暴動，根本推翻反動統治，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

積極發展地方黨組織

日本出兵山東，制造濟南慘案，極大影響了山東政局。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東省委在給淄張縣委的信中認為，“山東目前的政局，自日本出兵山東之后，成了一種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畸形割據，由張宗昌的政權一變為蔣介石、馮玉祥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覀円芷D苦地在工人群眾中建立起工人的基本組織，抓緊基本群眾”。中共山東省委指出，“黨與團的組織在這一個期間，應很快地發展，要把我們的基本組織在群眾中建立起來”。同樣，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東省委在給濰縣縣委的信中，也指出，“在這個行動的時期，把黨的組織鞏固起來，亦是重要工作之一”。中共山東省委要求濰縣縣委，“必須重新建立黨的組織，健全支部、小組，要使同志經常地過黨內生活，……你們須用最大的努力來做這個工作”。

由于日軍進入山東后造成的地方割據形成鄉村政權空白的局面，山東黨組織積極開辟鄉村根據地。1928年6月，《中共山東省委關于高唐濰縣等地農運工作的報告》中提出，“積極進行鄉村的土地革命的工作，造成幾個鄉村割據的局面”。

動員民眾廣泛參加反日斗爭

濟南慘案后，山東黨組織積極探索以反日斗爭為中心廣泛動員民眾的途徑。1928年6月，《中共山東省委關于反日工作的報告》中認為，反日工作“是目前號召群眾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口號，發動群眾斗爭的一個很好的目標。以后應當把工運農運及一切群眾工作與反日聯系起來，譬如淄川炭礦這次大罷工，雖然不特是反日的工作，但恐怕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受打擊最大的還是這一次罷工。濟南的失業工人募捐運動，這幾天的事實證明是一個極好的反日方法，因為借此我們可以到群眾中去作廣大的群眾的反日運動”。

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山東黨組織充分認識到在山東進行反日斗爭的重要性。1928年8月，山東省委在《反日運動計劃》中提到，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使得“各地發動反帝高潮復興城市運動”，與“一般的小資產階級運動和工人運動以至黨的組織的改造聯系成一片”。另一方面，認為“已知道反帝運動在目前的重要”，“加之日兵在濟南各處任意搜索逮捕橫行無忌，尤其使一般人民深惡痛絕……所以一般民眾反日情緒特別濃厚，應該是組織民眾領導民眾斗爭的主要目標”。

因此，在山東，“反帝就是工農民眾的本身利益之一項，并且是最緊要的一項。所以山東的反帝運動特別重要”。“但是山東各重要都市暫時直接在日本統治底下，反帝運動的方式也與中央所指示者略有不同?！覀円苯影凑张缘氖》莞扇ィ鞘聦嵣献霾坏降?，而且反使群眾害怕，不肯參加。所以山東的反帝運動應該用許多曲線方法?！敝泄采綎|省委開始對于前段時間的工作，“十分注意改正各種錯誤，將中央關于反日通告及行動大綱，省委反日計劃及行動大綱印成小冊子訓練同志，務須使每個同志明了并實行參加反帝工作”。

總之，濟南慘案發生后，山東黨組織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能夠緊跟形勢，密切聯系民眾，進行反日斗爭，并且發展自己，壯大革命的力量。因為中國共產黨不懈的努力，革命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1928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在《目前政治狀況黨的策略與團的工作》中指出，“濟南事變后，革命顯然有復興的趨勢：城市工人運動逐漸開展，上海工人又走到馬路上作示威的嘗試；各地農民爭斗還在繼續；兵士革命化的意識更加明顯；小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希望幻滅。這些現象，自然還不能過分估計，但的確是革命復興的黎明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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