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光明日報》第5版語言文字版發表文學院邵燕梅教授文章《郯馬五大調：集南北精華，融雅俗共賞》。原文如下：?

齊魯大地的口傳文化形式豐富多樣，戲曲中有呂劇、柳琴戲、山東梆子以及多種民間戲曲，說唱藝術有山東大鼓書、魯南琴書、魚鼓、評書等，皆以山東轄域內的不同方言作為載體。其中魯南五大調2008年入選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魯南五大調有臨沂、日照兩支，其中臨沂支分布于郯城，稱為“郯馬五大調”，又稱郯馬調、馬頭調、淮調、五大調等。郯馬五大調因其唱腔優美、唱詞典雅、辭藻考究而被歷代傳唱。作為元明清俗曲的活態傳承，這一藝術形式集南北音樂文化之精華，以方言為韻、以詩入樂，以其獨特的方言韻律與音樂形態扎根于魯南大地，展現出齊魯文化的包容性與創造力。

方言為韻

郯馬五大調以魯南方言為唱詞底本和音樂基因，其最鮮明的標識在于創造性地應用郯城方言。唱詞中的第一人稱多用“俺”，第二人稱會用“恁”，還有大量表示語氣或感嘆的襯詞，如“咹”（也作“安”）“嗯”“昂”“哎”等，這些詞在方言中除“哎”為單元音韻母外，其他皆為鼻化元音和鼻音韻母，構建出獨具特色的鼻腔共鳴，因而唱腔帶有鮮明的方言特征。這種“土腔土韻”在強化地域辨識度的同時，更增強了音樂的委婉、靈動與情感的醞釀、表達，使音樂與方言形成了和諧美妙的共生關系，達到了戲曲以方音行腔且腔隨方音而轉的藝術境界。

在唱詞創作上，五大調呈現出“文人參與，民間再造”的復合軌跡，以明清文人創作的曲牌為基礎，傳統曲目的唱詞以詩詞格律奠定其文學基底，民間藝人的創作則使用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詞語來呈現生活化的場景。

例如，著名曲目《淮調·遇多情》中的兩句唱詞：“今日里天降吉祥、福星高照、三生有幸，果（哦）然湊（哎）準（哪啊）?！鼻耙痪涫侨齻€具典雅色彩的成語連用，后一句是生活化的老派方言常用表達，尤其“湊準”（“事情很湊巧或符合期待”義，郯城方言作否定使用時為“奏準兒”，詞義變窄）是一個典型的方言詞。2009年，郯馬五大調亮相中央電視臺“民歌中國”，演出《淮調·鹿乳奉親傳千秋》（簡稱《鹿乳奉親》）。該曲目以典雅為根基，使用方言詞語增加特色與韻味，唱頌了春秋時期郯國國君郯子的孝行。例如，“高堂年邁又逢雙目有癥候，需求鹿乳來治救……”，其中的“癥候”指“病、病情”“有癥候”指“有病、生病”，該詞有較強的書面語色彩，但卻是魯南一帶的方言常用詞。《滿江紅·金烏西墜》押姑蘇轍，如開篇“金烏西墜掩繡戶，呼喚翠蘭和玉珠，叫桂香和月素，銀燈掌上添上紅爐，龍井香茶捧上一壺”，結尾幾句是“奴只得獨立月下對神禱祝，保佑著冤家早回來路，夫唱婦隨學比目，愿許下蓋廟修塔另塑神佛”，最后的“佛”與普通話發音不同，在方言中屬于姑蘇轍，韻母為“u”，用方言演唱韻腳一貫到底，朗朗上口、音律和諧，形成“雅詞為骨，俗語為肉”的獨有語言與音律范式。

以詩入樂

魯南五大調包括《淮調》《滿江紅》《玲玲調》《大寄生草》《大調》五個曲牌，郯馬五大調有前四個曲牌，現存曲目130余首，唱詞典雅秀麗，旋律委婉圓潤，伴奏新穎獨特，融合了元明清戲曲的常見主題和表達方式，融合了文人詩詞的凝練與民間敘事的靈動，有“雅歌”“細曲”之稱，在民間口傳文化中獨樹一幟。例如，《淮調·遇多情》的唱詞直接引用并改編了元散曲的經典句式，同時融合了宋元戲曲中的常見意象，如“輕啟朱唇”“燕語鶯聲”“海誓山盟情合意順”“情重千層意高萬仞”等意象化表述。同時，郯馬五大調也離不開山東地域文學的熏陶與加持，《淮調·遇多情》《大寄生草·瞧情人》等皆與《聊齋志異》中“情癡”類故事對情感誓言的文學化處理一脈相承，唱詞中所描述的生活化場景也繼承了《聊齋》將文言雅韻與俚俗白話相融合的創作特色。

郯馬五大調的唱詞呈現詩樂一體、雅俗共賞的文學敘事特質，其“文野交融”的語言風格，既能登大雅之堂，又可傳唱于市井巷陌；其內容既涵蓋文學經典，也包括世俗民情；既可以書寫厚重歷史，又善于描寫當代大事小情。曲目內容從自然風光、歷史傳說到世俗生活、社會問題等，不一而足。例如，《淮調·耕讀漁樵》講述了國泰民安、風景秀麗、民眾祥和的美好場景，《玲玲調·大觀園》描寫的是《紅樓夢》中令人惋惜的寶黛愛情，《滿江紅·四雁贊》頌揚了當代“歸雁”回到家鄉助力鄉村振興的優秀典型等。郯馬五大調在民歌俗曲中以詩化語言入樂，使唱詞具有以雅帶俗、以俗入雅、雅俗共賞的文學之美，并成為民間音樂中的“陽春白雪”。

南北交融

朱自清在《中國歌謠》一書中認為，《白雪遺音》中“馬頭調”的特點是“聲情多”而“辭情少”，與“南曲相像”，這也是今天郯馬五大調的典型特色。前文提到的方言語氣詞或感嘆詞以襯詞形式出現，形成了精妙絕倫的拖腔技法，這在五大調所有曲目中都表現得非常突出。例如，曲牌《滿江紅》的著名曲目之一《俏人兒》開頭的唱詞：“俏（哎哎）人（咹）兒，（哎哎咹咹）長嘆了一口（噢）氣，（哎嗨哎嗨哎）什么事兒過不去？莫不是（哎）昨夜（哎）晚（哎哎哎哎）郎君眼前（喲）得罪了（噢）你（哎）？”從中可見襯詞之多，拖腔、潤腔技法使用之頻繁，演唱難度之大。據傳承人楊新儒和柏文泰兩位老先生介紹，最長的拖腔達22拍。襯詞在唱腔中通過氣息控制實現“由實轉虛、漸入空靈”的意境升華，形成詞少腔多的潤腔技法。這種以腔傳情的唱法形成了“北骨南皮”的獨特風格。

音樂形態上，郯馬五大調兼具北方的豪放與南方的婉約。例如，《淮調》的調式平穩悠長，兼具南方小調的細膩表達與北方曲藝的敘事手法，對溫婉抒情和宏大主題皆能駕輕就熟；《玲玲調》的旋律輕快，節奏跳躍；《滿江紅》源于元曲，結構較長，曲體多元，調式深沉，旋律跌宕；《大寄生草》的旋律古樸雅致，婉轉起伏，節奏自由舒展。郯馬五大調的演唱形式分“坐唱”與“群唱”，形式根據曲牌和曲目來定，如《淮調》以“坐唱”為主，兼具“群唱”形式。坐唱多為3至5人，以敘事性演唱為主；群唱則氣氛熱烈，人數可達10人左右，邊演奏邊演唱。戲曲結構尤以“主曲體”和“夾曲體”（指在主曲間穿插的小調或戲曲性對話）形成結構上的配合。作為沂沭河流域的文化結晶和南北交融的音樂“活化石”，郯馬五大調的藝術形態深度嵌合了南北兼容的地理與文化特征，旋律婉轉如運河之水，節奏平緩似齊魯民風。

作為運河文化與農耕文明交匯的產物，郯馬五大調承載著跨時代文化疊層的地域特點和時空印記。《淮調》的柔婉旋律，暗含江淮船歌中的流水韻律，《大寄生草》平緩徐舒的節奏如同春日沂河的漣漪，古雅的旋律宛似如畫的江南園林，悠長的拖腔暗合漕運號子的節奏，《玲玲調》的切分節奏，則烙印著運河碼頭勞工號子和秧歌小調的韻律，《淮調》融合了多元的調式，既可以展現細膩悠長，又可以平實厚重。這種集音樂特征和地理基因多元一體的音樂表達，使郯馬五大調成為記錄運河商貿文明和齊魯農耕文明交融的聲音檔案，同時也實證了魯南作為南北文化走廊的歷史地位。